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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磐(回忆录连载第二章1-5)

作者:曾祥麟  刊发时间:2014-3-3  阅读:


第二章  童年: 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上)
 
    一  不算闲话

    童年是一个激动心灵的字眼,但常被嵌在别扭的位置上。1920年代,冰心受泰戈尔影响,写过大量歌颂人类之爱、赞咏儿童烂漫天真的诗文,至今还记得,读小学五年级时,一位姓傅的国文老师曾在课堂上向我们朗读过冰心的一首极简单、但入耳便终生难忘的自由体小诗:“驴背上/山门下/偶一回头/总是活泼泼地/笑嘻嘻地。”个性、经历、修养决定写作内容和审美情趣,甚至可以决定写法。终生向小读者传递爱心的冰心有本领化复杂为单纯,化理念为情思。我没有她那样的学养和胸怀,绝对写不出那种看似简单,实际深邃、高洁、优美、童真的境界来,只能自叹弗如。
    如果叫我刚进入大学的孙女(2013年考入川大锦城学院,恭喜她!)写一篇追忆童年的文章,她多半会用许多温暖的词语,把童年与天上的彩虹联系在一起,会将童年喻为一杯甜甜的果汁,还会痛惜童年像花瓣一样凋零了就不再回来。
    我的经历与孙辈比较起来,肯定复杂得多,因此我对童年的感受,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记得1985年初,贵州省作协创办的文学月刊《山花》,组织几位诗人各写一首咏叹童年的同题短诗,标题就叫《童年》。被称为四川的冰心、一贯关怀后进作者的王尔碑老师嘱我也写一首凑凑热闹。在尔碑老师的催促下,不敢不写,苦思整整一天,第一稿写了20多行,第二稿删节为十五六行,最后定稿保留了如下10行:
    “它是微笑在海面上的星星,/占有双倍的蔚蓝与晶莹;/它是藏匿在诗行里的朦胧,/日夜陶醉在母亲的吟哦中。/它是难于收藏的一粒珍珠,/占有的时候,/你想不起这就是幸福;/失去了,才感到深深的痛苦。/它是一个激动心灵的字眼,/但常被嵌在别扭的位置上。”
    有趣的是,20年前(1990年代初)有一天一位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告诉我,他前几天在郫二中挂在报架上的《中国少年报》上,见到过这首《童年》,署名就是曾祥麟。我说你看错了吧,我从未给这家报纸写过稿。他说:“肯定不会错,那十行诗现在我就背给你听……”这个像集市一样闹哄哄乱纷纷的文化界,令人不解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二  昔日三道堰,春风秋雨,冷暖在心头

    大约2007年,记不起是应《郫县报》副刊之约,还是应郫县人大所编摄影专刊之约,写过一首歌颂家乡三道堰的诗。三道堰近年变化极大,着力打造柏条河景观,成了远近闻名的水乡。我这首应命之作,便以《水乡》为题,抄录如下:
 
    水乡
 
    柏条河
    不会忘记昨天
    纤夫沉重的脚印
    把两岸铺得满满
    他们拖着的
    是比纤绳更长更长的苦难
    浪花,是飞溅的眼泪
    涛声,是不平的呐喊
 
    柏条河
    一条流蜜的河
    终于做完噩梦
    古镇不再咀嚼岁月的苦涩
    不再回味叹息的夜晚
 
    柏条河
    如一支柔软的臂弯
    古镇夜夜枕着它
    如婴儿睡在妈妈的摇篮
 
    柏条河
    一条会唱歌的河
    日夜歌唱古镇的巨变
    筒车,在陶醉中缓缓转动
    廊桥下,碧水依依,波光潋滟
    日看白鸥戏水
    夜听渔歌唱晚
 
    柏条河
    踏着舞步穿镇而过
    如一条珍珠的腰带
    如一条梦幻的项链
    古镇年青了
    千种风流,万般明艳
    成都平原的丽江——
    三道堰,寻梦者的家园
 
    著名女作家毕淑敏曾告诫读者,凡是遵命之作,或类似配合、迎合之作,都有宣传讨好之嫌,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它的真诚。这话一点也不错。德阳诗人蓝幽曾向我讲过一个笑话,一位青年诗人读了郭沫若赞颂峨眉山的诗后,欣然结伴往游,从峨眉山回到成都后,他写了一首调侃郭老的打油诗:“都说峨眉天下秀,我说峨眉好个逑;不是郭老瞎吹捧,哪个舅子才来游!”青年诗人的打油诗乃游戏之作,当不得真,郭老在诗里是怎么吹捧峨眉山的,我也不知道;但文人无论描绘或评价人、景、事,大抵喜走极端,常常有失公允,却是事实。老实说,我也并不喜欢自己这首歌颂家乡三道堰的诗。不乏宣传色彩,吹捧味道较重。那时的三道堰真的已经美如仙境?鬼才相信!解放前的三道堰难道只有苦难?恐怕也未必!
    解放前在川大法学系读书,解放后长期任郫县三中教研组组长的赵绪根老师是老三导堰人,2005年他应我之约,为我帮县政协主编的《千年古蜀都》一书写了一篇命题文章:《当年的水码头三道堰》,(曾注:解放后,“三导堰”改称“三道堰”)对往昔的三导堰作了很真切的描述。现摘录部分文字如后:
    “今天的三道堰,五十多年前,曾是成都西北面,柏条河河上一个重要水码头。柏条河从都江堰起水即通木筏,到唐昌后既通木筏,又通木船。到团结镇的石堤堰分水后,木筏木船皆可顺毗河通到金堂赵镇;顺府河通到成都。三道堰则是船筏停泊、货物装卸集散之地,地方经济相对繁荣,是县境内的四大场镇之一。
    柏条河从三道堰场镇中间经过。南岸兴发栈,北岸忠信栈,都堆积着等待集装发散的货物。山货、本地货、下方货应有尽有。大米、小麦、玉米、花生、白酒、食油、大烟、大麻,种种齐备;木耳、蘑菇、食糖、柑橘、煤炭、铁器样样俱全。从忠信栈往下行二百米,有一木材行,里面堆有许许多多杉木墩子和杉木竿子。河的南岸常停泊十来只木船,北岸停船更多,常为南岸的二倍以上。木质结构青瓦盖顶的永定桥横跨河上。桥下,船筏来来往往,虽无百舸争流的壮观,却也颇有水乡码头的风采。桥上,板车、鸡公车、行人往来不绝。桥的左右两側非常热闹。白天有卖水果、草鞋之类的小商贩摆摊叫卖。晚上,则有腌卤和凉拌鸡鸭鹅兔的摊点,燃着油灯殷情而忙碌地接待顾客。
    ……场上有长长短短的七条街,河的北岸有沿河街、关帝庙街、西栅子街、新北街,河的南岸有河南街(正街)、横街、新南街,其中河南街即正街最长最热闹。街上大约住有四百户居民,经营着茶坊、酒肆、布店、百货、粮店、肉案,饭馆、旅店、药店、成衣店等等。场期的密度与县城一样;县城逢单,这里逢双。市场设置,长年有米、麦、烟、麻、猪牛鸡鸭以及竹木市场,秋冬季节则有最具特色的柑橘市。观音阁、文昌宫内堆积如小山丘的橘子、橙子,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吸引着前来零趸购买的客商。赶场天,远近农民与客商纷至沓来。市场里、商店内人头攒动,生意兴隆;街上行人熙来攘往,络绎不绝。热闹景象,从上午九点一直延续到下午三四点。……”
    丙子年腊月,即1937年初,我哭喊着来到了赵绪根老师所描述的这个水陆码头三道堰,从此不得不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来体验漫长人世的冷暖悲欢。读小学以前的情况,在记忆里几乎等于零。只依稀记得那时家里有个很疼我的保姆,姓黄,瘦瘦的,大约50多岁,我一直叫她“干”(为什么这样叫,不清楚,可能是“干娘”的略称吧)。好像有一次我在泡菜坛舷上撒尿,母亲要打我,“干”护着我,硬是不让打。还隐隐记得,我们家从湖广馆搬到50公尺以外的新家时,我拿起个小板凳什么的,快活地跟着大人们跑上跑下。稍稍长大一点,在五岁半读小学之前,人家的孩子都穿封档褲了,而我还穿着开裆裤,好在外面穿的是长衫,别人看不见我的屁股和小鸡鸡。有一天玩得忘形了,居然在文昌宫的坝子里翻筋斗,筋斗翻到一半,长衫的下幅往下滑落,白白的小屁股露了出来。围观的几位小伙伴大笑:“快来看啊,曾祥麟的大白胡豆(指屁股)露出来了!这么大了还穿叉叉裤!”我害羞极了,觉得比什么都丢人,回家后,在母亲面前又哭又闹,从此不再穿开裆裤了!入学之前的记忆,大概就是这些了,其他什么都记不得了。在我的观念里,进了小学,童年时代才算真正到来。
    我在赵绪根老师描述的这个乡场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在河边打过水漂漂,杵过棒棒鱼,捉过螃蟹,看过抢鸭子划龙船;上树掏过鸟窝,到乱葬坟园逮过蟋蟀;爬过百花桥的字库,在学校的白果树下荡过秋千;滚着铁环上学,偷吃过堆放在栈行里的黄糖……。一桩桩一件件,无不留下极愉快的记忆。
    但儿时的回忆并不总是欢快的。冬天的夜晚,我偶尔会到永定桥头一家杂货铺的吊脚楼上去看父亲打麻将。一走到桥头,总会看到大桥北端八面来风的十字路口,有一个像雕塑一样满脸皱纹的老人,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补丁补疤的棉衣裤,面前摆着一副担子,担子上挂着一盏油灯,在那里卖汤圆。冷风呼呼的吹,街上早已没有一个行人,连野狗都躲到桥楼下面避风处缩成一团睡觉去了;而这个像荒野里备受风雨欺凌的一株小树般的老人,仍然孤零零地站在担子前守候着晚上打完牌或在鸦片烟馆里过足了烟瘾的夜归人,他们的肚子饿了,可能会在回家必经的桥头顺便吃一碗汤圆。一想到这个老人为了卖两三碗汤圆,赚几个铜板,要受多少的苦啊,心头会很难受的。每每在河边看到拉船的纤夫光着屁股、腰上只拴一根围腰,都深秋了,有时还半截身子泡在冰凉的水里,拉船时整个身子弯得像一张弓,上行船犹如一座山,他们拖船前行的速度如蜗牛,真像牛汉诗里所形容的“一寸一寸地前进”。他们要想挣一碗饭吃好难啊!此时我心中绝对不可能产生城里人常有的那种过分浪漫的、欣赏的心态,惟觉心里酸酸的。但在这部回忆录中,以上这些比较常见的、愉快的或悲凉的情景,我都不想写,只想另外写几件比较个人性的、曾经让我不安、羞愧、困惑乃至震撼的往事。
 

    三  鬼子的轰炸机飞过来了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鬼子占领了中国愈来愈多的领土。虽然日军始终没有打进四川,但鬼子的轰炸机却频频入川轰炸重庆、成都等大城市。成都一些机关、学校和市民,为躲避日机轰炸,纷纷疏散到郫县城乡,三道堰也相继迁来好几户成都人。一个巨大而可怕的战争阴影,开始笼罩在三道堰老百姓的心头。沉重的战事消息,无论在湖广馆的茶馆里还是戴俊安的酒店里,常常成为大家热切关注的话题。
    那时我还很小。有一天,听几位平日从不关心国事、只知梳妆打扮和打麻将的阿姨议论日本人,一位后来成了小学教师的薛阿姨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有四万万同胞,小日本才几千万人,未必我们七八个人还打不赢他们一个人!”这时候,连我这个不足八岁的小孩子也开始明白了:我们中国有个凶恶的敌人,它的名字叫日本。它是强盗,欺负我们,抢我们,还要杀我们!
有些三道堰人,自以为身居柏条河边远离成都很安全,其实战争离三道堰并不远。有一天(后来查明,这一天是1944年9月8日)晚上,天刚黑尽,乡公所的电话员李志白意外接到郫县防护团警报股打来的紧急电话,说是有一架日本飞机正向县城方向飞来,可能要空袭郫县什么地方。当时三道堰并未安警报器,这电话算是向距县城六七公里的永定场发出的“预防警报”。消息实在太突然,李志白一下子呆了,茫然不知所措。不到一分钟,电话里又发来“紧急警报”,说是日机即将空袭郫县,赶快通知镇上的居民作好应急准备。李志白猛然清醒了,放下电话便向住在前院的乡警队跑,在第一时间报告了乡警队队长杨壁光(副乡长兼)。杨队长不敢耽搁,急派乡公所的十多名警丁分头通知大桥南北四街各户,明确宣布,严禁抢劫,不准喧哗,不准点灯,立即进行灯火管制。
    “吹灯!吹灯!”街上一片惊恐的叫嚷声。爸和妈赶紧回房间收拾比较值钱的东西,打成两个小包袱,各人挂一个包袱在手腕上,迅速牵着我们姐弟四人(那时最小的弟弟妹妹还未出生)离开屋子,到铺子外面的屋檐下观察动静。几分钟内,两边街沿上已站满担惊受恐的大人和孩子,好象大难即将来临,明显有一种时刻准备逃难的气氛。窄窄的、仅丈把宽的街上,隐约可见骚动不安的人影。但谁都不敢大声说话,连平日爱哭闹的小孩也不敢哭叫了。只听附近有人低声议论:“我们又没有惹你日本,你凭啥要来炸我们?”还有人叹息:“房子炸烂了一家人就惨了!”
    这时,忽听街心有人紧张地说:“快看,日本飞机飞过来了!”果然,一架日本轰炸机幽灵似的亮着忽明忽灭的灯光,伴着低沉的轰鸣声,高高地从东南方向(县城方向)缓缓飞过来了。大街两旁的大人小孩全都凝神屏息,死死盯住愈飞愈近的日机。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此时的气氛:惊恐。
    但也有个别无所谓的或根本不相信日本飞机当真会来三道堰投炸弹的。没想到,在众人大气都不敢出的此时此刻,湖广馆右侧一家姓何的富商开的洋货店里,屋内依然点着一盏煤油灯,两个年轻人还在柜台上啪啪啪地下象棋,这两个家伙似乎根本不把日本人的炸弹放在眼里。街上躲警报的人低声嘘了起来:狗日的想肇死了!只见一位中年大胖子何德福(开洋货店这家主人的隔房兄弟)提起手枪几步走进铺子,一把将象棋连棋盘推到地上,随即将手枪朝柜台上一拍:“你们不想活满街的人想活!”说罢噗的一声将挂在上方的煤油灯吹熄,愤愤然离去。第二天,在永定场群众的口中,何胖子成了众人景仰的英雄。
    话说那时我虽然还不懂事,但天天都和小伙伴们在唱一首民谣:“日本飞机丢炸弹,炸死同胞千千万……”已经知道把轰炸机和灾难联系在一起。何况“日本飞机丢炸弹”所造成的血腥场面,早已听学校的老师和左邻右舍的大人们描绘过多次,知道那是要血流成河、家破人亡的。因此,一见到日机便怯怯地牵住大人的衣角,一声也不敢吭,半步也不敢离开,只是鼓起眼睛盯着日机在县城与三道堰一带上空绕来绕去。时间可能只有四五分钟,但在一个躲警报的小孩心中,似乎比几个小时还要漫长。只见日机在空中盘旋几圈后,终于向西慢慢飞去。过了一会儿,大家隐约听到远方一阵隆隆的爆炸声,接着便见飞机不断升高折向东南,渐渐飞离了惊惊惶惶的满街居民的视线。谢天谢地,终于送走了这个不请自来的瘟神!这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见到日本轰炸机并亲历了敌机来临时的种种复杂心态,所以印象特别深,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依然恍如昨日。
    抗日战争期间,县城遭受空袭的目标无疑比乡场大得多,居民躲警报的意识自然更强一些。那时的郫县城见方不过一公里多一点,警报一响,绝大部分居民很快就躲到城外去了。当时家住县城东街公王巷的老伴熟成说,那天夜里县城拉响预防警报汽笛后,她父亲领着一家老小赶忙跑到东门外田坝头去躲避。一家人站在田坎上,望着天空,深恐厄运降临。周围的紧张气氛感染了她,不由得害怕起来,那时她不到6岁,父亲叫她不要怕,捞起长衫的下幅,把她的头和整个身体罩住,她见不到天上的飞机了,便好像什么危险都不存在了。
    1980年代我总纂1911至1985年版《郫县志》时,这才知道,那天晚上这架日机飞到县城西门外糍粑店上空时,附近方家碾的榨油工人正挥锤榨油,榨房内灯光明亮,顶顶咚咚的锤击声响彻四野,烟囱里冒着浓烟,不时还有火星迸溅。日机大概以为下面是工厂,先在糍粑店丢了十颗炸弹,接着又在灯光闪烁的雷家祠丢了几颗炸弹,结果炸伤一人,炸毁房屋数间,毁坏稻谷十多亩,树木几百株。
    小日本!日本鬼子!一个不满八岁的孩子,早在那个时候便深深地记住了你!
    距此次日机空袭郫县不到一年,日本便宣布投降了。那天是八月十五日,农历是七月初八,三道堰的赶场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三道堰时,已过中午,场已经散了,但街上仍有不少来来往往的行人。那天是星期天,我正在家中玩耍,忽听街上传来报童卖“号外”的声音:“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大街上欢呼声此起彼伏,继之是遍街鞭炮的爆裂声。那天三道堰的男男女女比过春节还要高兴。听说县城的中小学生、机关职员,还有商人、店员,当天晚上还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提灯游行。
 

    四  我是傀儡,奉校长之命帮余中英竞选国大代表拉选票

   首先交代一下背景。余中英何许人也?他是县城东街人,十多岁即离开郫县投身军界,抗战初在刘湘手下任中将副参谋长,后来当过几年成都市长。1948年,国民党在“还政于民”的幌子下,拟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按规定,郫县应在1947年11月选出一名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简称“国大代表”)。郫县有两个人参加竞选,一个是余中英,还有一个是名声和地位都远远低于他的李仲阳。
    余中英是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候选人,郫县的党政要员和三青团骨干都支持他。他自恃后台硬,根本不把竞选对手放在眼里。他实在过低估计了李仲阳的能量。这个李仲阳曾当过郫县教育局局长,后来相继任兴文县和南溪县县长,虽然势力不大,但极会利用本地各种关系。为了竞选国大代表,他一回郫县就紧紧依靠地方封建势力,加入哥老会,在大舵把子陈仲榻的支持下,全县许多袍哥为他摇旗呐喊。同时他在教育界还有许多老关系。而且舍得下本钱,为了筹备竞选经费,卖了40亩田,大肆请客送礼,收买人心。有一天余中英忽然有了危机感,明白了“圈定”不等于选定,发觉李仲阳的呼声甚高,而反对自己的标语则随处可见,这才赶忙行动起来,决定亲临一些镇乡办招待、拉选票。
话题回到我身上。前面说过,父亲一向喜欢做善事,三道堰小学的风琴坏了,立即出钱给学校买一架新风琴;小学新办的幼稚班没有桌子板凳,父亲很快送给学校几十套幼儿用的小桌凳。由于父亲对学校贡献不小,学校对他的儿子自然要另眼相看。小学六年级上学期,我稀里糊涂地突然被叶光裕校长任命为永定乡中心小学学生自治会主席。那时我仅十岁多一点,连学生会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甚至听都没听过“学生会”这三个字,心里很害怕。好在校长并未要我做什么。原来是挂个虚名,我放心了。过了几天,校长在下午放学排队时,又突然向全校学生宣布,由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兼任全校学生的值星大队长,当即在我肩上挂一条印有大队长字样的彩色绶带。这个大队长很好当,只须放学时替体育老师喊几声口令,口令怎么喊,早就听会了,如此而已。我很得意,笑嘻嘻的欣然领命。从此每天下午放学时,我都站在台上喊:“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依次开步走!”非常神气。许多男生女生很羡慕我,我走过他们身边时,从他们大睁着的眼睛里很容易看出来。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还有当年班次比我低一些的同学告诉我:“读小学那阵子啥子事都搞忘了,就还记得你佩个绶带喊口令的样子。”
    我以为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当真没有事做,没有料到事情说来就来了,而且来的是一件让一个孩子很难承受甚至蒙羞的大事。
    1947年10月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正在家中铺子上听店员讲故事,中心小学的校工刘则游突然来到我家,当面交给我一份讲话稿,传话说,叶校长说你是学生会主席,要你代表全校学生,明天到欢迎余中英的会场上去讲话,会场就设在操场上,叫你今天晚上就要背熟稿子。我十分惊慌,好像天要塌了,立即跑到爸妈住的房间,把讲稿交给爸妈看。父亲看了看讲稿,很高兴,这是儿子出头露脸的好事,叫我不要怕,相信我在半个钟头内,一定能把这篇四五百字的稿子背熟,并马上吩咐煮饭的张大娘给我熬一碗银耳汤。谢天谢地,我果然很快把这篇短短的发言稿背得滚瓜烂熟。
    话分两头。第二天上午,中心小学的操场上,聚集了永古二乡保甲长以上人员及士农工商各界人士数百人。旗台上方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上书“拥护余中英先生竞选国大代表”十余字。会场里摆着十几排学生上课用的双人桌凳。最前面一排是主宾坐的,桌上摆着盖碗茶和几盒“大炮台”香烟。学校大门口,叶校长派了四名身穿童军服、头戴船形帽、手执童军棍的童子军站岗,任务有二,一是不让叫花子进会场讨钱,二是不准野孩子进会场乱跑乱叫。学校操坝四周,则由乡公所的几名便衣警丁负责警卫,预防出现意外骚乱。
    是日,余中英在县长徐中晟陪同下早早来到会场。只见他身穿一件米黄色风衣,一条西裤,一双发亮的尖头皮鞋,完全是一副新派绅士打扮。他个子高高的,挺精神,很有风度,一进学校便与徐县长并肩站在操场(也就是会场)入口处,不断与陆续来到的与会人士握手、寒暄。为了笼络人心,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做出一副谦恭和蔼的样子。
    回转来再说我。昨天晚上,我分明把那几百字的讲稿背得挺熟的,没想到今天一到学校,见会场里那么多人,受了惊吓,立刻把背熟的几百字忘掉了大半。好窝囊!好羞人!级任老师(班主任)尽量安抚我,叫我不要紧张。老师愈是说别紧张,我愈是紧张。老师只好说:背不倒就算了,待会儿上台后,干脆照着稿子念。我这才如释重负。
    不一会儿,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是永定乡乡长郭崇韬。他致完欢迎词后,县党部一位什么官员讲了许多歌功颂德的话,中心意思不外乎请永古两乡的民众投余先生一票。然后是住在古城乡“孙家山子”的大地主孙玉辉讲话。接下去是工商界的一位代表讲话。他们除了讲些虚情假意的奉承话,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内容。之后是余中英表态,徐县长捧场。徐县长刚讲完还没有走下旗台,级任老师知道会议要完了,立即拉起我的手快步向讲台走去。讲台原本是升降旗用的旗台,大约两三尺高,我跑拢旗台正准备手足并用往上爬,刚讲完话的徐县长急忙伸手把我抱了上去。上台后我反而一点也不紧张,向徐县长鞠躬表示谢意后,缓缓摸出衣兜里的讲稿,高声念了起来。内容同样不外余先生深孚众望,素喜服务桑梓,郫县国大代表非余公莫属之类的谀词。我念完稿子,正准备跳下旗台,只见近旁的余中英赶忙跨前一步把我抱了下来,还微笑着向我说了声“谢谢”。
    散会后,余中英大摆筵席招待选民代表。街上的几家茶馆摆了几十桌,学校的几个教室又是一二十桌,另外还在礼堂内摆了四五桌。我 被安排在礼堂内吃饭。菜还没有完全上齐,只见叶校长手里拿着纸和笔,走到我面前,嘱我到余先生那一桌去,将纸笔交给余先生,请他给学校捐款。我遵命大大方方走过去,说一声“余先生好”,余中英即刻起身笑问我有什么事。我将纸和笔递给他,恭敬地说:“请你为我们学校捐点款,我们全校师生都很感激你!”这种场面余中英肯定见得多了,岂肯轻易上钩,委婉地回答:“稍缓一段时间我会给你们小学捐一笔经费,以后再说罢。”一个抱歉的微笑就把我打发走了。我如实回复叶校长,校长苦笑,拍拍我的头,你继续吃饭吧。
    余中英绝对想不到的是,花钱办了近百桌酒席,不但没有买到永古二乡的民心,反而招来一片不满和斥骂。原来,很可能是经办酒席的人揩了油,茶馆里几十桌是一般平头选民吃的低等级酒席,教室里十几桌是保甲长和维持秩序的乡丁一类人吃的中等酒席,礼堂内四五桌则是比较体面的人如永古二乡乡长及农工商学兵各界头面人物吃的有鱼翅海参等名贵菜肴的上等酒席。吃中等酒席的要骂,吃低等酒席的更要骂,骂余中英“狗眼看人低”,“人分三六九等”,“老子们的选票就这么不值钱!”
    一周后,曾被余先生和徐县长抱上抱下的我这个傀儡学生才醒悟到,叶校长要我代表全校师生帮余先生拉票,完全是演的一场戏。叶是想利用余亲临三道堰讨好乡人的大好时机,敲他一笔钱。他所拥戴的竞选人根本不是余中英,而是余的对手李仲阳。李仲阳其人前文已作简介,他不仅有袍哥背景,与郫县教育界更是关系匪浅;这位能说会道、机敏过人的叶校长,正是大力替他拉选票的干将之一。正式选举(11月11日)之前数日,他组织人在学校内外张贴了许多拥护李仲阳的标语,临选前一天下午放学排队时,还一再叮嘱小学生们:“你们回家后,务必告诉家里的大人,要选李仲阳,阳比阴(指余中英)好,仲阳(李仲阳)不仲阴(中英),‘选了李仲阳,大家好赶场’!”真是把拉票的招数用绝了!第二天正式选举,三道堰的选票朝谁倾斜,无须想象也能猜到。过后还听说,崇兴乡的选场外,有几个袍哥提起手枪公开威胁选民:“选余中英的站出来,兄弟和他告(比试)炮!”由于李仲阳舍得下工夫,不怕贴血本,而余中英则过于自负,以为稳吃稳检,结果是大意失荆州,李当选,他落选。我这个十岁的孩子当年有幸目睹这一幕竞选闹剧,真是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五  你也是穷人,为什么要砸人家的车夾耳?

    从我懂事起便认得街上有个叫荀丰的汉子。不知他姓荀名丰,还是名字叫荀丰,反正街上的老老少少都叫他荀丰。此人住在西栅子外,据说家里有一间破破烂烂的草房,有一张用木头棒棒绑的床,几块石头顶起一口锅,绝对是个赤贫户,连穿在身上不是大了就是小了的一身衣裤,也是“傲怜”他的好心人送给他的。因为太穷自然不会有哪家的女子愿意嫁给他,所以挨近五十岁还打着单身。此人无论春夏秋冬,全靠给街上十多户缺劳力的人家从柏条河挑水混一口饭吃。他身材矮矮的,但比较壮实,看样子是有力气的人。但年岁不饶人,担了多年的水,如今已是年近半百之人了,身躯明显臃肿了,走路也有点蹒跚了。帮用户挑水的桶一般比较大,桶小了用户要扣钱的。因此随着岁月不断流逝,一天要挑二三十担水,对他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时,春夏秋天柏条河可以行船,河水满满的,荀丰走下河岸,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稍稍弓一弓身子,便可以满咚咚的“挖”(方言唸第三声,音“瓦”)满一桶清亮的河水。如果冬天的水浅,他必须打起光脚板下河,顾不得从岷江流下来的雪水冷得骨头发痛,走到水淹过小腿处,才能把水“挖”满,然后屁颠屁颠的把一挑挑水分别送到远远近近的各用户家里,倒进了水缸,然后才算完成了任务。别人煽着扇子还喊热,他终日汗流浃背,连裤腰带也找不到一处是干的,挣的真是遭孽钱啊!
   古人说,物伤其类,同病相怜。照理说,弱者对弱者,穷人对穷人,尤其应该相互同情,此乃人之常情。但荀丰不是这种人,那时码头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为了保护地处乡场中心地段的正街(永定桥至文昌宫一段)的街面,推重物的鸡公车必须从紧靠兴發栈的河边绕行。如果有哪个推鸡公车的不听招呼,不需袍哥头牌大爷、圣贤二爷、当家三爷或管事五爷亲自动手,下面专干跑腿差事的八排九排兄弟伙乃至十排的老幺娃,都可以把车夾耳(车篷下面一左一右夹住车轮的两块钻了眼的木板)给他砸了。潜规则终归是潜规则,外地农民又没见张贴布告,哪里晓得三道堰兴了这一条规矩,因此常有推车人误入白虎堂。他们老远推一车砖、一车木料、或帮盐商推一车盐巴,下了三道堰大桥,不晓得应该马上倒左拐,沿着坑坑洼洼的河边绕场而过,而是直端端的就从正街推过。乡场上的人一般见了谁都不会理睬,路本来就是人和车走的嘛。这些破事乡公所从来不想管,一直由向来喜欢咋咋呼呼的袍哥来管。那时袍哥的规矩很严,不仅忤逆不孝的人不能加入,连裁缝师傅、剃头匠、跳神的端公等都不许加入,你荀丰只是个挑水夫,地位和打更匠差不多,连袍哥的边都挨不着,想操个十排小老幺都不行,但他却偏要管本来不该他管的事。
    星期天或假期,我常在我家铺子门口玩耍,多次看见,只要有谁推着一车重物从我家门前推过,若让挑水挑累了,喜欢在街对面一家杂货铺门口坐懒板凳喘口气的荀丰看见了,他一定会两眼发绿,陡然来了精神,马上从面前堆满大块盐巴的木桌上,拿起一把沉重的砍盐的刀,迅速冲下街沿向推车人大吼一声:“孙大爷(舵把子)说了,重车一律走河边,你不晓得吗啷个!”推车人赶忙搁下车子求饶:“我是外地人,真的不晓得!” “我把车夾耳给你砍了你就晓得了!”推车农民通常会给他下跪:“我的爹,砍不得呀!这车是我的吃饭家伙,你说不准走街上,这儿到河边就那么十来丈远,我马上推转去行不行?”荀丰更来气了:“你喊我爷爷也不行!”随即将农民的鸡公车推倒,向车轮两边的夾耳啪啪啪几刀,把夾耳砍成几块。然后挑起放在阶沿下的一担水扬长而去。推车农民只能在那里哭着喊天:这一车货咋个办呀?老天没有回答他,谁都没有回答他,唯有滚滚下落的眼泪无声地回答了他。这个荀丰在街场上从来说不起话,经常被人骂来骂去不敢还嘴,像老虎面前的绵羊,遭孽兮兮的。此时遇到更可怜的弱者,他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强者,可以美美地过一把“遇到绵羊是老虎”的瘾,因此特别得意。
    每次见到荀丰砍人家的车夾耳,我幼小的心上都好像也被那个荀丰砍了一刀,好痛好痛。那时我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不晓得许多大道理,比如:“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必是冷酷残忍的人;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世界,必是冷漠可怕的世界。”当然更不知道茨威格的这句名言:“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应付生活中无边的苦难的。所以需要别人帮助,也需要帮助别人。”你荀丰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泰戈尔诗中所说的“你也是被压在轮下的活人之一。”这一切那时我都不懂,但那时我确实已知道母亲常说一句谚语:“人心都是肉长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荀丰凭什么这样欺负一个像你一样靠挣血汗钱糊口的人?你怎么下得了这样的狠手啊!
    六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想起荀丰,仍觉十分厌恶。听说解放后他在某个村当了贫协主席。对命运相同的推车人都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你怎么关心、维护贫下中农的利益?想起来背脊就会发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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